第二章 遷善社社民之生態

第一節 遷善社簡史

一、社名由來

   遷善社舊稱沙轆社，清雍正年間開始改名遷善社。
   文獻上關於沙轆社的詳細記載，首推十七世紀荷蘭統治台灣時期所留下的資料。荷據時期曾對其轄下各平埔族群進行多次的人口調查。以明永曆四年﹝西元一六五O年﹞的調查最詳細。時沙轆社（salach）總人口數一○六人／三○戶。（註一五）以清代「番」社聚落人口標準而論，沙轆社規模頗大。（註一六）
由於荷人據台目的，主要在從事傳教事業及商業活動，「番」社多行自治。而荷人統治教化重心在台灣南部，時中部平埔族如遷善社仍時加頑強抵抗。（註一七）明永曆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一年〉鄭氏政權在台建立，開拓工作雖及中部地方，對台灣中北部廣大地區，仍無整體開拓計畫。惟在土著抗反之際，方予撻伐。〈註一八〉永曆二十四年〈西元一六七○年〉沙轆發生「番」變，為鄭氏將官劉國軒討平。經明鄭的重創，沙轆社族勢衰微。入清以後，又逐次復甦。
   清初台灣北部的防戍工作，僅及半線〈今彰化〉地區，然而大肚溪北岸的「番」社聚落，已陸續散見各相關文獻。如康熙二十三年〈西元一六八四年〉《康熙福建通志台灣府》已見沙轆社名，但與牛罵合稱一社，〈註一九〉《台灣府志》一書「沙轆牛罵」仍舊合稱一社，然高書「台灣府總圖」將沙轆社置於大肚山麓；牛罵社則較近海岸地帶，兩社以分開，出現不同聚落。〈註二○〉此後兩社在其他相關文獻，皆分別稱呼；在官方行政體制上已逐漸分開。〈註二一〉但一直到康熙末年「番」社餉銀，仍舊一並徵收。〈註二二〉沙轆、牛罵兩社同屬拍瀑拉族，是否因原為同一部落，後來始分支發展？目前尚無法釐清，然而官方將其社餉一併合收，似有其考慮基礎。此一現象直到乾隆初年仍存在。〈註二三〉
   康熙末年，沙轆社業稱為「迥馬社」。〈註二四〉惟乾隆年間以來，較普遍的稱呼「遷善社」出現於雍正末年，此與雍正九年〈西元一七三一年〉的亂事有關。〈參閱本節社民生活方式之改變及其現況〉
    雍正九年〈西元一九三一年〉大甲西社「番」變以後，沙轆社名改「遷善」，從此，相關文獻多以遷善社稱之。〈註二五〉惟依朱景英《海東札記》指出，所謂遷善社主要指沙轆南社而言。〈註二六〉沙轆南社之外，尚有沙轆北社，南北社之分，或與其部落組織有關；而遷善社原專指沙轆南社，緣於南社參與「番」變，久之，乃成為沙轆社的別稱。

二、原始活動範圍

    拍瀑拉平埔族遷善社〈沙轆社〉原始社域，位於清水隆起海岸平原中部，大肚台地西麓，海拔約六~十公尺間，以今日行政區劃而言，主要為沙鹿、梧棲兩鎮鎮境及清水鎮鎮南部分地區，今沙鹿鎮地名即譯自沙轆社社名〈民國九年將沙轆改為沙鹿〉。遷善社社域之西為台灣海峽，東隔大肚山橫崗，與巴布薩族貓霧社為鄰，南北兩方別與同屬拍瀑拉族的牛罵社、水裡社相接鄰。〈註二七〉大致上，今清水鎮榔以北為牛罵社活動範圍，惟東北方大突寮一帶則為沙轆、牛罵與拍宰族岸裡社交界點。〈參閱圖五遷善社位置圖及圖六遷善社社域圖，及遷善社附近「番社」社名對照表〉十八世紀以來，隨漢人勢力的膨脹，遷善社社域日漸縮小，日據時期僅餘「番社埔」一帶地方，戰後陸續售賣地權結果，現僅有祖廟同興宮廟地為遷善社公有地〈參閱本節生活方式之改變及其現況〉。
   如上所述，本鎮可說是遷善社社民僅有的最後據點。

 第二節 社民之生活

一、社會經濟型態

   前述本鎮土著主要為拍瀑拉平埔族遷善社社民。其經濟生活係以狩獵為主，兼有簡單之農業之生產，以及捕魚活動。狩獵為台灣土著的經濟活動，遠在明末漢人移民入台之初，漢人即常米、鹽、雜貨等物品正其交換狩獵之物。狩獵尤以捕鹿為主要，此與台灣自然環境既無虎獅等猛獸之吞噬有關，加以「草之暢茂，且稀霜雪」，極適宜鹿隻生存，因而鹿產特多。十七世紀荷人據台，主要目的在台灣為其貿易轉接基地，而是時本鎮尚處未開拓狀態，土著經濟生產力低微，除其獵場及其境域的天然資源外，實無何可利用之處，然而日本需求鹿皮量大，荷人一方面要求「番」社交納鹿皮以為社餉，一方面透過「社制」，由漢人與平埔諸族進行鹿皮交易。如是則原先孤立、閉塞的社會，由於與外界有所接觸，遂漸次產化變化。﹝註二八﹞
   遷善社社民既以狩獵為主經濟活動，農業技術又較簡略，農業生產力低落，對土地的利用相當有限，此為漢「番」土地競爭上，土著較為吃虧之處。土著的農業生產係採「水耕火耨，不營而足」的方式，蓋困「番地」土多人少，且生產工具粗糙無法深耕使然。至其農經作業，以芋粟為主要糧食，其次為旱稻。﹝註二九﹞
   基本上，遷善社社民的農業生產，為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活動，故「室無居積，秋冬之儲，春夏罄之」，由於「寒然後求衣、飢然後求食，不預計也。」既無市肆貿易，雖有金錢，卻無用處，因而不知蓄積。﹝註三○﹞這種缺乏預計與儲蓄的經濟思想，遂成清代土著與漢人生存競爭中較不利的因素。
   除捕鹿、種植外，捕魚也是平埔社會之一重要經濟活動。因其集團性的生活觀念，似上三種經濟活動皆屬部落集體行動。捕鹿主要由男人從事，農業生產則以女人為主。女人除在農業生產上取重要地位，可能也是社會之家長。在平埔母系家族中，婚姻上，男子入贅於女家，隨妻而居；在家系繼承上，由女子繼承家產家系，漢人因而常藉婚姻取得土地所有權。此母系社會在漢「番」競爭中，又為漢人取勝增添之一契機。
   綜上所述，遷善社社民的經活動尚處維生經濟階段，因其對土地已有若干程度的開墾，為日後漢人入墾活動作了舖路工作，然由於社民自給自足的經濟與缺乏積蓄的觀念，對土地的利用極為有限，為成漢「番」競爭中之一致命傷。另方面，以女子為主的平埔母系家族結構，促使漢人得藉得婚姻關係遂行某種經濟的目的﹝如取得土地所有權﹞，也為漢「番」競爭中之一不利因素。總之，自十七世紀荷人統治台灣之來，本鎮土著社會漸次產生變化，尤其清領之後，整個遷善社社會景觀，變化鉅大，已非昔比。

二、宗教信仰

   台灣平埔諸族的祭典，是以祖靈祭為主。大致可分三種類型，第一類：中部拍宰、和安雅等族的「賽跑型祖靈祭」，可能是祭祖與成年禮的混合；第二類者南部西拉雅族的「祭壺」，可能是甕葬舊習有關；第三類：北部凱達格蘭等族的祖靈祭。﹝註三二﹞遷善每年農歷八月二日的祭祀活動，似屬中部「賽跑型祖靈祭」的一種。所謂賽跑型祖靈祭，依《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載：「九、十月收獲畢，賽戲過年。…過年無定日，…總以稻熟為最重。止之日，盛其衣飾，相率而走於壙，視疾徐為勝負；日競走。」﹝註三三﹞昔時遷善社每年一度的祭祖重要活動之一，即在該社舊址之北「媽憐山」﹝按即大肚山﹞下分插五處布標，讓部落中強健男「番」作競走活動，因此，也稱此種祭祀祖先的活動為「走躔」，﹝註三四﹞俗稱「番仔走田」。﹝註三五﹞依據《番俗采風圖考》記載：

   番俗從幼學走，以輕捷較勝負，及長，一日能馳三百餘里，雖快馬不能及。番童以善
   走為雄。幼時偏篾束腰腹，務令極細以圖矯；娶婦始去之，…展足捷，雙踵去地尺餘，沙起風飛，瞬息數十年。﹝註三六﹞

   足見競走為「番」社習俗。對遷善社而言，走躔之期的競走活動，並具有成年禮之意。每年舉行「番仔走田」運動會，由族中未婚青壯男子競跑，首先取得標旗者為勇士，可任選族中美女為妻。競走之外，走躔之日祭祖活動，首先需將代表社民祖宗﹝公﹞、祖媽的塑象自泥中請出淨身﹝可惜目前已不知遺失何處？﹞。而似漢人過年的「走躔」祭祖，尚需準備「牲醴粿品」，所具備的祭物，大致有以下幾個特色：
﹝1﹞五份豬肉、五條有鱗生魚、五塊豆乾、十五個飯糰。
﹝2﹞主祭者手持一小杯酒、一片魚鱗、一小撮稻米等物，口唸「請神之語」與「祈福之詞」，齊眉祭拜。﹝註三七﹞。
   上述遷善社的祭祖儀式必備「生物」，與「番」社原始生活狀態，或有關係。《彰化縣志》卷九風俗志載：﹝註三八﹞
鳥獸之肉傳之火，帶血而食。糜鹿刺其喉，吮生血，至盡：仍剝腹，草將化者綠如苔，置鹽少許，醃即食之，但不茹毛耳。

又載：
捕小魚，微鹽漬之令腐，俟蟲生既多乃食。亦喜作鮓魚，以不剖腹而醃，故速。細切鹿肝為醢，名膏蚌鮭，藏久可愈口痢。…魚肉蛆生，氣不可聞，嗜之始飴，群噉立盡。

《番社采風圖考》也有相同記錄：「社番頗精於射……應手而得，無虛發，便生噉之。小魚熟食，大魚則就魚口納鹽，不剖魚腹，藏甕中，年餘生身之。」﹝註三九﹞足見土著血食習慣，有其傳統。由於受漢文化影響，始改變原有生活方式，然而在其傳統祭典中，仍舊保留「生魚生肉」牲禮的遺風。﹝註四○﹞目前遷善社的年度祭禮，生肉生魚已成為其少數存留的舊有習俗之一。而其所備用牲醴皆為「五」或五的倍數；競走也五個不同地點插布標，或與其部落組織單位，具某種關係，有待進一步探究。
   如前所述，遷善社社民對祖宗的重視，在漢文化影響下，轉化成祖先崇拜，以同興宮作為祖廟，奉祀部落歷代祖宗靈位，與牲品必具生物的傳統，均源於此。而走躔之期的活動，除有祭禮﹝從前像崇祀到拜祭神主牌位﹞、酬神﹝拜飯糰表示豐收﹞，也兼具成年禮之意。﹝參閱本文生活方式之改變及其現況﹞

第三節 社民生活方式之改變及其現況

一、漢「番」接觸與衝突

   十七世紀荷人據台，治理重心在台灣南部。在外力衝擊下，南部地區土著社會已漸次產生變化，土地開墾也多半完成。中部台灣﹝指今台中縣、市一帶﹞的全面拓墾，始自清康熙中葉以後。﹝註四一﹞漢人入墾中部地區，因墾闢土地，開發資源，勢需不斷與土著發生接觸，雙方固之乏和平相處之例，而生存競爭結果，衝突屢起。雖然清初以來清廷一再實施嚴禁漢人入墾土著地的法令，由於移民多為農民，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因而莫不處心積慮，巧取豪奪土著社地。此由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年﹞以後，清廷一再重申劃界之令，足為官方保護「番」人的努力作說明；也暗示漢人入侵「番」地的劇烈趨勢。面臨漢人開拓土地的壓力，及官員的脅迫，雍正九年﹝西元一七三一年﹞遂爆入清以來，中部地方首次「番」社─大甲西社大動亂。﹝註四二﹞
   按大甲社係北路「平埔番」蓬山八社之一，包括東西兩社部落。東社位於今大甲附近；西社位於大甲鎮西方番仔寮附近。雍正九年﹝西元一七二一年﹞十二月，西社交結東鄰樸仔籬等八社抗官。次年五月，由於台灣道倪象愷之壯役沙死「軍前效力良番」，「番」眾又交結沙轆、牛罵、南大肚﹝在今大肚鄉境﹞、吞霄﹝在今通霄附近﹞等十餘社響應，事態更為嚴重。此事起因於負責征討大甲西社亂事的台灣道倪象愷之劉姓表親，為求爭功，殺死大肚社軍前助官運糧社民五人，並以之冒充為大甲西社為亂社民，引起附近各社不滿，群擁彰化縣城，要求官方處理。由於彰化縣令敷衍了事，雖收拿兇，卻未予審訊即予釋放，大肚社等社民聞訊大為憤慨，乃糾集牛罵、沙轆、阿里史﹝在今潭子鄉境﹞等三千餘名社民圍攻縣治，焚燒附近數十里民房，砍殺貓霧﹝今台中附近﹞、快官莊﹝今彰化市﹞等地民丁與壯役甚多。爾後又與蓬山、貓羅﹝在今太平鄉、芬園鄉﹞、水裡﹝在今龍井鄉﹞等社相呼應，因而使大安溪、大肚溪兩岸山谷平原為之塗炭，成為中部台灣的大動亂。
   大甲西社等社民為亂，固然由於漢人大量擴展耕地，影響其生活空間使然；台灣地方官員勞役虐待土著，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官員或虐待土著，或欺侮「番」婦，更且對其生活未予體恤，此等均為激變要因。而事變爆發之後，台灣文武員之間又鉤心鬥角，為爭求立功，逼使助官平亂的社民又轉成作亂分子之一。由於清代台灣兵備的廢弛及文治的消極，一旦土著社民有計劃而大規模的作亂抗官，往往延宕撫平時日，為害尤大。
   總計此事件前後歷時四個月始平復，事後清廷改大甲西社為德化社，沙轆社為遷善社，牛罵社為感恩社，及貓孟社為與隆社等，以紀其投誠之心。至於淡水同知及台灣道各以「平日不能撫馭，事發覺目奔逃」及「壯役死軍前效力良番」等奉職無狀之罪處分。
   如上所述，大甲西社事件，堪稱西部地區的大兵變，影響甚大。就「理番」政策言，早先清廷「理番」並無一政策，對於社民僅止於招撫，勸其歸化，極少懲戒。雍正九年﹝西元一七三一年﹞的剿亂則一轉往昔消極的作風，採取「順撫逆剿」策略，對於抗命土著不僅直搗其巢穴，「焚其積貯，奪其牛馬」且務使社民，心服懍懾，天威不敢犯」始撤大兵。結果受此重創的社民，直到乾隆年間其生計仍窮苦不堪，官方乃有救濟之舉，乾隆九年（西元一七四Ｏ年）台灣道劉良壁所寫「沙轆行」即對受重創後的遷善社族士己非昔比的寫照（註四三）大甲西社事件後，也促使清廷正視漢「番」彼此間的土地問題。明令雍正十二年（西元一七三四年）以前漢人所耕「番地」，查明四至，詳載冊借存案，此後則嚴禁買賣「番地」的交易。為保護社民，乾隆二年（西元一七三七年）并責地方官吏嚴格執行「禁民人偷越番境」的政策，及「不得擅娶番婦」的決議。為體恤社民生計，減輕其負擔，同時下令減低「番餉」。然而民間侵墾土著地的風氣，依然盛行，漢「番」間的摩擦仍持續不斷。（註四四）

二、生活方式之改變

   明永曆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驅逐荷人離台，取得本島政權，目的在以台灣為其復與故國的基地，因而積極獎勵農耕，大事經營。其時政治重心偏在南部，開拓工作雖及中部地方，對台灣中北部並無整體開拓的計劃。「撫番」與教化僅限於南部地方，對於大肚溪以北土著，唯反抗之時，始予以撻伐。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清領台灣，半線（今彰化）以南，仍多未歸化。﹝註四五﹞直到康熙中業之後，清廷的影響力始漸及大肚溪以北地區。
清代統稱「土番」所居之地為「社」，在清代相關文獻中，以康熙三十六年﹝西元一六九七年﹞郁永河所著〈裨海紀遊〉對「番社」的記載為最早且最可靠。關於清初遷善社﹝時仍稱沙鹿社﹞的活動情形，郁氏指：「一路大小積石，…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渡大溪，過沙鹿社。至牛罵社，社屋益甚。」﹝註四六﹞足見康熙中葉大肚山以西沿海平原丘陵地帶﹝包古本鎮﹞，尚處草萊未闢狀態。爾後漢人移居日眾，遷善社以地理位置之便，首先與漢人接觸，漸次漢化。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年﹞巡視台灣御史吳達禮巡按北路「平埔番」境，記該社言： 
   余北巡至沙鹿，嘎即﹝土官名﹞率各土官起跪獻都都; 番婦及貓女為戲。衣錦佇、簪野花，一者嫗鳴金以為進退之節。聚薪燃火，光可燭天，…。次早將還郡治，土官遠送，婦女感跪道旁，俯首高唱，如誦佛聲。﹝註四七﹞
   可見康熙末年，遷善社社民等己漸和官方建立互動關係。而乾隆年間，遷善社社民向化情形，可由乾隆十七年﹝西元一七五二年﹞福建總兵陳林每「奏報巡察台灣北路情形摺」加以說明。﹝註四八﹞
    大體而言，土著民族或因仰慕先進民族及其文化，而融入先進民族之中;或因外來統治者有意改風易俗，而迫其接受己方文化。清代台灣平埔族的漢化，部分出自統治者的政治措施使然，其中或也存在土著仰慕漢文化而自動向化之例;此外，時勢所迫似也為重要的推動動力，如漢人經濟壓力及其較高文化水準之社會力量的滲透等。以下茲由官方的政治措施、生產技術的改變及社會風俗的轉變等方面敘述十八世紀以來，遷善社社民與漢人文化接觸後的向化過程。

﹝1﹞官方的政治措拖：清初官方政令僅及台灣南半部沿海平原區，「理番」態度消極，仍沿荷鄭之舊，僅對歸化「土番」施以安措施，尚無何「理番政策」可言。大抵，統治上側重歸化「番人」的保護，任由土著自治自理，並行漢「番」隔離政策。而清廷領台以來，對漢人防範極嚴，尤其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年﹞朱一貴發動台灣漢人首次武力抗清事件之後，疑懼尤深，因而極力籠絡土著以為控制漢人之資。故對土著除綏外，尤重視「土番」教育，大致上借教以改變平埔堵族的觀念及思想與漢人一樣。台灣土著的官方教化工作，始自荷據時期。稚遷善社社學的設立為雍乾年間之事。﹝註四九﹞
   至於教化的成效，分巡台灣道﹝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四年; 西元一七三五至一七三九年﹞伊士琅（台灣志略）指：
   數十年來浴聖化之涵濡，漸知揖讓之誼，頗有尊敬之心，多載冠著覆，……講官話及漳泉之鄉語，與漢民相等，且各社遵設學延師教訓番童，講明經禮義課讀詩書。各縣訓導督率其事，按季考驗以獎勵，幾同民之俊秀。（註五○）
惟社學後來以費用不足，「理番」官復不經意，嘉慶年間漸廢迄道光時「熟番」加速漢化，「番童」入當地漢民義學或書塾讀書己成風氣，無需再施予特殊的教育，「土番」社學的制度幾至中絕。﹝註五一﹞
   以上係就官方的政治措施中教化一項而言，其次如賜姓，也是政治措施中極具體的一項。按社會自十七世紀荷人統治台灣以來，漸次產生變化，尤其十八世紀清領以來，漢人入墾土著的潮流與官治力量的判入，對分佈於西路平原的平埔堵族社會文化的改變，影響尤大。其中以乾隆二十三年﹝西元一七五八年﹞的賜姓，為官治力量企圖積極影響土著文化之具體措施。﹝註五二﹞土著本無姓氏，吳子光<一肚皮集>載：「相傳土番未得姓時，有黠者欲用夏變夷而得其方; 漢人給之曰：「姓未易討好也。唯"潘"字有水、有米、有田，姓莫如〝潘〞宜。「﹝註五三﹞這是賜姓之一說法。據日人伊能嘉矩的研究，賜姓種類包括潘、蠻等五十種之多。（註五四）有關遷善社接受官方賜姓的確切情形及最初所賜漢姓為何，現己不可考。然其全面接受漢式姓名的年代，應不早於日據之前。依據留存民間的古文書資料，直到道同年間遷善社人仍保存其舊有姓氏稱法，如百宗罵、烏納大甲等。（註五五）至於遷善社後裔姓氏之多，目前所知包括潘、戴等十五種，除與母系家係傾向有關，與認養風氣盛行，也不無關係。（參閱本節討論）

﹝2﹞生產技術的改變：就經濟方面言，自雍正三年（西元一七二五年）開放部分「番境」後，「生番」一旦歸化為「熟番」，漢人幾乎即可自由出入「番境」。隨拓殖活動之漸盛，田園面積日增，因而「昔之鹿場，今之民居」，鹿場減少，鹿隻減產，影響土著經濟生活，乃需學習漢人從事水稻耕作以維持其其經濟的需要。雖然土著的原始農耕技術，歷經荷鄭的發展，已逐漸進入漢民犁鋤式的農業階段，使用耕牛、農具並學習漢人築圳灌溉。惟開圳一方面資本龐大，一方面需要專門技術，因而多與漢人合作開築，如開創於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年）的五福圳（又名寓熬頭圳、大甲溪圳），主要由大甲溪築埤引水灌溉寓熬頭（今清水鎮）、沙鹿等地田園。（註五六）水稻耕種所需技術、知識及眾多勞力，皆需借助漢人，「番業」因而典出漸盛。可見平埔社會不僅受貨幣經濟的影響，另方面也深受由粗放農耕進入集約耕農作階段的困擾。
   總之，土著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自漢人入墾後，漸次被破壞。先則荷據及明鄭時代的業社制度，促其增加對外貨品的需求量。其次清代的稻米經濟更加速其經濟生活的改變，尤其乾隆二年（西元一七三七年）更改以往以社為單位徵收鹿皮實物（即社餉）為以社丁為單位徵收丁銀（每丁徵收二錢）後，土著的原始經濟更走向貨幣的經濟體系。（註五七）

﹝3﹞社會風俗的轉變：平埔諸族與漢人接觸後，其社會風俗也深受漢人的影響，如原為母系社會已漸有父系社會之風。以婚姻關言，「凡近邑之社，亦有知用媒妁聯姻行聘；女嫁於外，媳娶於家。」（註五八）在語言上，由於平埔族群無文字用以流傳其本身語言，接觸漢人後，極易失去其特質，因而日久「多講官話及漳、泉鄉語」。大抵，遷善社社民的漢化多為閩南化，蓋本鎮移入漢人多為閩人。（註五九）關於遷善社民的漢化，茲以「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進一步說明之。

三、「遷善社」現況----以「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為例說明

   以下茲以「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的設立與發展，具體說明遷善社社民生活方式改變後的現況。

﹝1﹞「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的創設與發展：一般民間祭祀公業是以祭祀祖先為主要目的，通常均有其特定供奉的對象﹝通稱享祀者﹞。遷善社的祭祀公業以祭祀該部落歷代祖先為目的，故參與祭祀的人包括全體社民，極不同於一般由享祀者子孫所組成的單一姓氏宗族團體。﹝註六○﹞大抵民間祭祀公業祭典多在祖厝大廳祭弔，遷善社沒有「祖厝」，祭儀是在其祖廟同一宮（現址沙鹿鎮中山路巷內）進行。同與宮始建年代已不可考，然而至少日據時期業已存在。（註六一）其間經歷二次遷徙，始移建現址。
   同興宮舊廟原在「番社埔」（位於今沙鹿高工校園內），民國二十八年（昌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九年）屬於祭祀業田產之一（地號竹林字157~1番號）土地進行買賣時，曾提及「保留原廟地」一事。然而日據以來，位於番社埔的祖廟，不知何時，遷建於今中棲路323 號，遷徙原因不詳。距今五十年前，中棲路舊廟﹝相對於現廟而言﹞一帶仍十分荒涼，附近長滿櫸樹、雞柳、林投等野生植物，僅廟前留有一人行步道。（註六二）中棲舊為一圓形建物（前方為福德祠），係收葬遷善社民骨骸之所。按遷善社社民昔日「處尾寮」（半穴居建築物），人死後在原居地埋葬，生者則另建住屋，久之，風吹日曬，屋倒土崩，再經大水沖刷，骨骸即暴露於外。凡在番社埔一帶出土的骨骸均集中埋於該圓形建物中。（註六三）由於土著習俗，人死之後皆埋於室內，生者則遷居，故凡有葬人之處，反而不為墓區，似為社民曾駐足之地。（註六四）上述足見番社埔曾為遷善社舊聚落所在，尤其今沙工至中棲路新台灣紡織廠，南勢溪至中港路一帶國民住宅區，以及中港路旁較高亢之地，均為其聚落範圍，（註六五）故日據大正年間開通中港路及光復後沙工建校，番社埔均曾出土大量遷善社遺物，惜現已散佚無存。（註六六）
   日據年間開通中港路，原不影響中棲路舊廟的保存，後因中港路拓寬，並因舊廟廟頂損毀，民國六十三年（西元一九七四年）乃遷建現址。同興宮現狀為一棟二層樓建築物，一樓大廳供奉「遷善南北社歷代祖宗靈位」。遷善社的漢式神主牌位格式，與一般所見閩人家庭所供奉者並無不同。閩人家庭的神主，多在正面寫上祖地與「某姓歷代祖宗牌位」等字樣，並將祖統姓名排列於紙上或竹片上，藏於背後。遷善社地處清水平原閩人優勢分佈區，因此習俗上多受閩人影響；因其為沙鹿土著（即祖籍沙鹿遷善社），故神主多以「遷善社」為祖籍。同與宮既為遷善社各姓祖宗神位集合地，因而大廳所供奉的神主為「遷善南北社歷代祖宗靈位」。（註六七）大廳屋後有一方型灰色建築體，乃社民骨灰保存處。壁上有一類似墓碑的刻石，直寫「遷善社同與公靈位」（中間），左右分別為「遷崇有福配天地」、「善德無疆化子孫」等字句；橫寫「遷善南北社」。（註六八）二樓另設普濟寺，供奉地藏菩薩與帝爺「玄天上帝」。加建普濟寺的目的，在於維持同與宮祭拜香火於不墜﹝註六九﹞。
   如上所述，無論原址在沙工校地，或中棲路，或現址中山路的同興宮，均在遷善社舊址番社埔的範圍內，蓋因其為舊聚落所在，為人群聚集之地。同興宮現狀除了作為遷善社祖廟外，也供奉漢人神祇，尤其福佬人的俗信，此一現象文化影響下所作的調適。而同興宮既是遷善社祖廟，也是該社祖墓，一年一度的祭典，演變至今，已不僅僅是社民辦理「家祭」或「掃墓」、敦親睦族的地方，也是附近居民祭拜盛事，此或可說明優勢漢文化入地隨俗，接受「平埔文化」洗禮之一現象。﹝註七○﹞

﹝2﹞「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的內涵與特色；遷善社祭祀業的祀產，主要來自祖遺社地，故為全體社民所公同共有的財產。﹝註七一﹞
   就今日行政區劃言，遷善社社地遍佈沙鹿、梧棲鎮境，及清水榔以南地區。然而十八世紀以來，「番」社地權不斷轉出，日據時期遷善社所擁有的土地，大致上僅餘媽憐山附近（在沙鹿鎮境）不適合耕種之地－－－養馬埔，及「番」社舊聚落番社埔部分土地，（參閱圖七日據時期遷善社社域簡圖）歷經日人統治以來的政治社會發展與經濟變遷，目前遷善社祭祀公業的祀產，除同與宮祖廟地外，己銷售殆盡。以下茲簡介日據以來，遷善社祀產地權轉移情形：
今沙鹿鎮文昌街以東、南勢溪以北大肚台地一帶較高亢之地，若以北勢溪為界，其南即遷善社部落舊址所在，俗稱番社埔（包括今竹林國小、沙鹿高工、台灣染織廠所在地）；北士溪以北，即媽憐山一帶地區，乃遷善社放牧牛羊的舊獵場所在，俗稱養馬埔或北勢埔（包括今鹿療國中、鹿峰國中及舊公墓所在地）。媽憐山一帶的土質，極不適合耕種向來以植種相思樹與野生番石榴樹為主，日據時期社民仍常砍伐相思樹，作為木碳原料出售，所得除作為祭祀費用及「吃公」支出外，其餘則均分給派下員。惟媽憐山一帶土地，早在清代，漢人便常以酒或其他物品作為交換條件，取得社民同意，將死人埋葬於此，久之，遂成為公墓區（即本鎮第八號公墓，現已移葬，改為公園與國民住宅預定地）。日據初期，台灣總督府為確立單一土地所有權制，進行土地調查；為處置廣大竹野，於明治二十八年（西元一八九五年）頒佈「林野取締規則」，其中第一條規定：「凡無地契及其他確實可資證明其所權之山林原野，悉歸國有」。今台中縣轄區的調查工作，從明治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一一年﹞開始進行，民國元年﹝大正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完成。﹝註七二﹞由於遷善社未提出地權所有證明，﹝註七三﹞在總督府「無主地國有化」的林野調查原則下，民國四年﹝大正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地號鹿寮段二六二番號﹝即公墓附近一帶土地﹞的地權乃劃制歸台灣總督府所有。民國十年﹝大正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再由總督府移交台中州知事管轄。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年﹞又轉交大甲郡沙鹿街。光復後則劃歸沙鹿鎮公所所有。而改屬公所管轄的公有「墓區」，現已完成遷建工作。﹝註七四﹞
   日據時期番社埔屬於遷善社的土地，包括竹林段與沙鹿段，約二十餘甲地。惟民國六十三﹝西元一九七四年﹞最後一段地權轉讓後，除竹林段一五七號同興宮地基外，已出售殆盡。﹝註七五﹞按祭祀公業財產的使用與收益，原意在供給祭祀之用，若有剩餘則按「房」均分給各派下員。﹝參閱本節﹞日據以來，或因籌措建廟費用﹝指由中棲路移建中山路巷內﹞，或由於不可抗拒的因素，如開通馬路、獻地建校，而將祀產出讓。祀產轉移的結果，祭祀所依費用來源短缺，影響每年農曆八月二日祭祀活動，目前祭祀所需費用或由派下員自由捐獻，或由附近居民奉獻。﹝註七六﹞，總之，遷善社祭祀業的衰微，固與其吃公活動的停止有關，﹝註七七﹞，而工商社會變遷，社人對本社認同意識淡薄，不再重視祭祀業的活動，也是重要因素，然則其關鍵因素恐怕莫過於社產出讓殆盡，社民缺乏關心重點，換言之，缺乏社會無疑是影響遷善社祭祀公業存續的主要因素。
   至於遷善社祭祀公業的財產使用與收益，主要是管理人員負責，惟產權轉移需全體派下員同意。歷來管理人產生方式，係經推選而來﹝註七八﹞似為遷善社部落組織之遺制。按番社舊俗，設社主一人，社主即一社之主，酋長之意。社主的產生係出自全體社民的推舉，社主為終身之職，負責治理部落，日常收租﹝平分給社民﹞等事宜。﹝註七八﹞遷善社祭祀公業管理人經推選產生，任期無限，身份大致類此。﹝註七九﹞
   遷善社祭祀公業派下員，以遷善社社民為主要成員，也包括無血統關係的螟蛉子、媳婦仔及贅婿等。由於乾隆二十三年﹝西元一七五八年﹞官方賜姓政策的推行，及招贅、認養風、氣盛的關係，派下員姓氏之多，包含潘、王、黃、趙、武、張、許、何、鄭、陳、李、蒲、童及戴、吳等十五姓。﹝註八○﹞
   如上所述十八世紀以來，遷善社在漢人優勢文化衝擊下，生活習慣多已受到影響，然而從其祭祀公業的組織與活動，仍有若干社經特徵為其傳統所特有。1.母系家系結構傾向與招贅風氣盛行，2.來自推選且無任期制的管理人，係部落組織社主制遺風，3.一年一度的祭典，來自賽跑型祖靈祭傳統，4.祭典必具生物，與其原始狀態生食傳統有關，5.祀產地權來自祖遺社地，為部落共有，所得均需平分。
   綜上所論，透過「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的設立與發展，對於遷善社社民生活之今昔，約有以下幾點初步結論：﹝註八一﹞

﹝1﹞遷善社對祖先重視的傳統，在漢文化影響下轉化成祖先崇拜。以同興宮祖廟作為奉祀「遷善社歷代祖宗靈位」及牲品必具「生物」的由來，均源於此。

﹝2﹞以「番」社為基礎的祭祀公業，其創設目的除意味社民對祖先的懷念，也意涵面對優勢漢文化衝擊下的一種調適。惟其原在藉祭祀公業組織防止「番」社地權的轉移，並聯絡社民情感的初衷，仍不敵外界環境的變遷，目前祭產幾乎出售殆盡；社民對其祭祀公業也多莫不關心。

﹝3﹞兼有母系家系結構及父系社會組織的社會，似為漢文化影響後的結果；母系特徵逐漸消失後，在系譜及婚娶、承繼上，似已為為父系社會結構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