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漢人之居住

第一節 移墾活動

   中國人移居他鄉或海外的年代極旱，至明末清初，由於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等因素而大盛。移民或由廣東、福建渡海至台灣、越南、南洋、或由直隸、山東湧向東北、蒙古。
台灣本為草莽之地，移居者多屬閩粵兩籍。蓋由於福廣兩省原本山地多於平原，宋室南遷以後，兩省人口更形增加，且氣候炎熱，繁殖力特強，人口成長過速；而土地貧瘠，耕地面積未曾增加，生產技術少有改善，過剩人口只得向海外求發展。台灣地廣人稀，生存空間廣，閩粵窮人以地利之便，多移居台灣，是故移居台灣省多屬閩粵兩籍人口。﹝註八二﹞本鎮閩粵移民皆有，閩人則以三邑人為多。﹝註八三﹞
   漢人入墾遷善社社域，大致始於明末清初。惟較具規模的移墾活動，始自康熙末年以後。康熙三十六年﹝西元一六九六﹞郁永河往台灣北部採收硫礦，路經社域，景觀仍甚蕭條。康熙末年則已漢人欲向遷善社購取社南水田之舉，惟為社民所拒。然而台灣從康熙二十三年﹝西一六八三年﹞為清廷所有以後，一則由於嚴禁漢人移民偷渡入台的政策較鬆，二則大陸人口普遍增加，漢人來台風氣日盛。其次，由於遷善社社民不諳耕種，時勢所趨，不得不出其土地給漢人耕墾。雍正初年，閩籍漢人殷玉漳首先得南簡庄﹝今梧棲鎮南簡、福德兩里﹞一帶土地。之後，大陸內地農民乃接踵而至。最初抵達者多數來自泉州同安地方的閩人，也有客家人隨來。乾隆初年，形成「沙轆新庄」﹝今沙鹿鎮洛泉、沙鹿兩里﹞，二十九年﹝西元一七六四年﹞出現「沙轆街」名﹝跨居仁、洛泉、沙鹿、美仁四里﹞。﹝註八四﹞
   沙轆街之西，牛罵溪口港澳五汊港﹝今梧棲﹞潮水深入，係碇泊之地。自乾隆三十八年﹝西元一七七三年﹞吳姓等漢人入墾後，直到道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年﹞南方漁、草湳﹝今梧棲鎮﹞一帶荒埔，由漢人紀于振墾成，開拓工作乃告完成。隨漁民商人往來遽增，街衢日漸發達，今梧棲鎮街市乃漸形成。﹝註八五﹞
   前述，遷善社原始社域包括今沙鹿、梧棲全境及清水榔以南地區與公館、大突部分地方。隨漢人的入墾，首先在番社埔以南接近大肚地塊較高亢的地方形成社口﹝今沙鹿鎮居仁里及新生街以南街區地帶﹞、沙鹿新庄等漢人聚落，並隨著出現沙轆街。廟宇為人群聚集的指標之一，各地的發展，由社口媽祖廟﹝即朝興宮，在和平街十八號﹞創於雍正十年﹝西元一七三二年﹞、沙轆街三山國王廟﹝即保安宮，在四平街一八一號﹞成立於乾隆十年﹝西元一七四五年﹞、天公廟﹝即玉皇廟，在四平街一二三號﹞成於嘉慶十年﹝西元一八○五年﹞等可窺知今洛泉，沙鹿等里為沙鹿鎮域最早形成街肆的地方。洛泉里的三山國王乃客籍地方信仰代表，由其存在事實，不只指出客籍移民曾在今沙鹿鎮駐足集居，且人數相當多，入墾年代也極早。﹝註八六﹞保安宮三山國王廟前的「王爺井」與文昌街的「番婆井」，皆為自然泉源，為大肚台地傾動地塊斷層湧泉分佈處，是昔時居民飲水之源；「番婆井」也是昔日「番社」婦女濯衣之處。
   綜上所述，由以上各地的自然生態、信仰中心的分佈與街市肆發展情況，可有下列初步結論：
﹝1﹞清代以來，平埔族遷善社的居住環境，以高亢臨泉之地為主。
﹝2﹞閩粵移民入墾後，先在接近「番社」出口處﹝即社口﹞與遷善社社民雜居，形成漢人新聚落。
﹝3﹞以今沙鹿鎮文昌街「番婆橋」、和平街媽祖廟一線為界，以東北勢溪與南勢溪間的地帶稱「番社捕」，為平埔聚落所在；北勢溪以北地區則為遷善社放牧祭祀競技所在，俗稱「養馬埔」。番社埔與養馬埔以西地方，包括沙田路南方鐵路線一帶﹝即三條圳﹞以西，稱「番丁」者，為水田、園分佈地。經清代漢人的移墾，或或占買斷「番社」地權結束，遷善社社地不斷縮小，日據時期「插界」﹝即確定所有權﹞以後，遷善社活動範圍，僅限番社埔與養馬埔地區，現已所剩無幾。﹝參閱本文第二章的論述﹞。

 第二節 福客關係之演變

   清領之前，本鎮因地理與交通因素，致移民罕至。然則漢人入墾以前，本區已有先住民分佈其間。
   依據十七世紀荷據時期所作的先住民相關調查資料，明永曆四年﹝西元一六五○年﹞本鎮先住民共一○六人/三○戶，人口密度極低。清康熙四十年﹝西元一七○一年﹞以後，官方影響力漸及大肚溪以北地方，時本鎮可耕可墾荒地尚多。相對於先住民總人數而言，康熙中葉以來，閩粵移民入墾本地初期，漢人仍為少數民族。在移墾社會中，漢人因而形成一種凝聚力。換言之，漢人移民因利害關係的考慮，在地廣而勞力不足的情形下，不論閩粵漳泉各籍人士，同姓與否，皆能協力合作開墾事業，即拋開利益分配不均，或生存競爭的問題，漢移民意識可以高於地緣及血緣關係。惟當利益衝突引發後，同鄉與同姓的凝聚力則又高於漢移民意識。﹝註八七﹞
   前述早期本鎮的開墾，基於耕技與勞動動力的需求，無論平埔族與漢人，或漢人之閩粵，皆可共墾並相處。然則隨社會經濟情勢的發展，人際關係愈益複雜，漢人與平埔族，或閩粵漳泉之間關係﹝指合作或衝突﹞，因地區、時間之不同，出現各種不同變化。就漢「番」關係言，移民入墾本區，因不斷開發土地，培養資源，與先住民的接觸日形頻繁，特別是十八世紀以來，隨墾務的推進，漢人與先住民生存競爭益烈，衝突時起。在面對漢人強大墾拓壓力，本鎮先住民所作反應約有兩類，或積極地武裝抵抗，如雍正九年﹝西元一七三一年﹞參與大甲西社會事件；或消極地四散流離。﹝註八八﹞而先住民與漢人，雙方不斷接觸結果，無論土地與商業交易，先住民皆較居劣勢，面對文化的侵襲，也有不少先住民接受漢文化的洗禮，學習漢人生活方式，成為漢人社會的一分子，遷善社社民的祭祀公業等信仰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即是一個說明。﹝參閱本文第二章論述﹞就漢人閩粵關係言，大致上本鎮墾殖活動，乾隆年間已完成大半。而閩粵移民的拓墾活動，並未停止，隨可耕地的減少，人群關係因生活所繫，愈益複雜化，原就區分氣類的閩粵漳泉人士，不同語族人群間的我群意識，日益突顯。《東紀略》載：「台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為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潮雖粵不黨漳，眾則數十萬計。」﹝註八九﹞嘉慶十一年﹝西元一八○六年﹞本鎮不僅出現漳泉分類事件，嘉慶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年﹞並出現漳與泉粵鬥的情形。﹝註九○﹞蓋利之所在，閩與粵不必然對立，閩人可與粵人聯合對抗所敵一方，閩之漳泉也難以避免護鬥的情形。
   綜合所論，人群間的合作關係往往視利害與否而定，因利益的競爭，人與人間的衝突日益尖銳，我群意識隨而高漲。閩閱籍人士可以共同抵抗先住民，也可以演變成對立的集團，而即使同籍人士，如閩之泉漳，依然可因利益之爭導致彼此關係惡化。其間弱勢團體如先住民之於漢人，粵人之於閩人，往往得遷而避之，即是未離開原居地，也難以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而有被多數人語群同化的現象，本鎮遷善社社民的漢化及粵人之福佬化皆如此。﹝註九一﹞
關於本鎮福客人群關係的演變，茲以保安宮三山國王廟的興建與變遷，加以說明。台灣為漢人移墾社會，人群和祖籍乃早期移民結合的基礎，也是地緣組織的依據，而作為人群合祖籍具體的表徵，除語言外，即為不同人群奉祀 的主祀神。蓋早期大陸移民來台，需冒險橫渡重洋，為求平安抵達，大體上不同人群再渡海時多隨身攜來不同故土的保護神，如開漳聖王為漳州人主神﹝也是陳氏祖先神﹞；三山國王為客家人主神；保生大帝士泉州同安人主神；廣澤尊王為泉州、安南人主神；清水祖師則為泉州安溪人主神等。一般而言，從村落到社區的發展，祭神種類隨而發生變化。唯客籍的神名供奉，甚為一致，均奉祭三山國王為守護神，因而三山國王廟的興築足為客籍聚落的標示，其興建年代先後，也可為客人開墾早晚的說明。﹝註九二﹞
   依據保安宮相關文獻所載資料，保安宮原址在今年沙鹿鎮中正街福利宮土地廟位置上，言於舊址在今四平街一八一號的土地公擋不住水神，土地公廟前，每每水滿為患，三山國王乃托夢扶身乩童，願與土地公互換廟址。移址後的三山國王顯靈，果然廟前不再水滿成災，福佬人感其恩德，意欲往拜三山國王，不料為客人所拒，福佬人憤而於隔鄰另建玉皇廟〈俗稱天公廟，位於福利宮與保安宮之間〉相抗。此期間，王爺公井時常水濁，引起客籍人士不安，紛紛遷往今東勢鎮。〈註九三〉就本鎮言，四平街、和平街以北一帶，鄰近沙轆山〈即大肚山〉，乃大肚傾動地塊之延展，自然泉源多，地勢高，早為先住民遷善所聚居。居仁里南側沙鹿里四平街保安宮、玉皇殿一帶，為沙轆街舊街地段所在，是閩粵人聚居與市集中心。隨社經發展，人群衝突，在所難免。依常理論，上述閩粵不合傳言，極可能出自閩人的說法，惜客籍人士遠離，且年代久遠，以難加以考證。為上述傳說，仍可作為影射史實的依據，說明本鎮曾有不少客籍人士聚居。〈註九四〉
   按四平街附近乃本鎮最繁榮之區，沿該街南北延展，除社口朝興宮〈媽祖廟 〉外，往南分別為保安宮〈三山國王廟〉、玉皇殿〈天公廟〉及福利宮〈土地公廟〉諸廟宇所在。其中保安宮成立最早，與福利宮之始建，應在沙轆新庄初成之時。〈註九五〉朝興宮次之，其次玉皇殿。福德正神俗稱土地公、福德爺、伯公〈客語〉，或簡稱土地；意即土地之神，雖然神格不高，然與農村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早期台灣為移墾社會，農經乃民生之所繫，故當開墾就緒以後，人民漸次定居下來，村落漸成，由於五榖生產關係居民飲食所需，村民乃有共建土地祠，供奉專司土地與五榖的社神土地共之舉，土地祠因而遍及全台。乾隆初年沙轆新庄形成，土地祠也成立，隨各村落的形成及社經次第發展結果，乾隆三十年〈西元一七六五年〉首次出現超村際的社區廟宇。朝興宮的創建，即沙轆街閩人村落發展之一說明。至於嘉慶十年〈西元一七三三年〉玉皇殿的創建，傳言起自閩人為抗爭客籍人士拒其往拜三山國王廟而建立，前已述及。然則玉皇大帝俗信為至高無上之神，神格較其他地方守護神為高，或因而成為本鎮附近大肚、龍井、梧棲等五十三庄閩籍庄民超村際的主祭神，似較合常理；另外面乾隆末年以來，清水平原沿海地帶的開拓工作，漸次完成，〈註九六〉社經發展也應為五十三庄善男信女超村際集體供奉玉皇大帝的重要因素！以往農業社會，人們多以務農為業，本鎮附近村落位處大肚台地西側，降雨量次第向海岸遞減，旱田分布極廣， 倘風調雨順，餬口尚可，若逢旱年，則生計維艱困難，因而水渠於農經發展，益顯重要。海岸地帶五十三庄自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年〉建築五福圳，大肚圳、沙鹿、梧棲、龍井、大肚等地區田園。足見玉皇殿的興建，與乾隆末年以來，五十三庄開拓的完成，尤其嘉慶年間海岸地帶水田化運動先後完成，關係密切。質言之，玉皇殿的興建，一方面固足以表示閩籍人士集體意識的高漲，與客籍人士我群意識的升高；另方面則說明沙轆街成為五十三庄庄民經濟與信仰中心標示的事實，而此一發展，顯然與本鎮社經發展，不無關係。〈演九七〉
   然則本鎮及附近地區，嘉道以來，村落發展已漸臻飽和狀態。〈註九八〉隨人口壓力的升高，人際關係愈見複雜，本鎮遂於嘉慶十一年〈西元一八○六年〉、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年〉先後爆發二次漳泉及泉粵械事件。人群的衝突，往往導致少數人的弱勢團體遷居他處，客籍人士離開本鎮源居地應在此時。依《寺廟台帳》載：
沙轆庄以前為廣東人部落，乾隆十年〈西元一七四五年〉自廣東割香，建廟。後福建人漸次渡台，廣東人移往他地後，福建人代為祭祀，明治三十一年〈西元一八九八年〉沙轆庄信徒與梧棲港街地區居民志願捐款六百圓改築。〈註九九〉 

    足見客籍人士遠離本鎮的年代應在光緒二十四年〈即日明治三十一年；西元一八九八年〉以前，而不早於嘉慶十年〈西元一八○五年〉創建玉皇殿之時，似應在嘉慶年間械發生之際。而其離去的真正原因，似由於閩客衝突，而非傳言所謂「王爺公井時常水濁，引起剋期人士不安，紛紛遷往東勢。」
    清末雖然客籍人士已遠離本鎮，其地方守護神保安宮並未因此頹廢，反而更加發展。〈註一○○〉此與三山國王「靈驗」極有關係。三山國王雖為客籍精神，就本鎮福佬人而言，靈驗的宗教信仰意念，無非較所謂「非我族類」的意識，尤為重要。因而當三山國王顯靈鎮住水神後，即有往拜需求；當客籍人士遠離本鎮，本欲攜其鄉土守護神前往新地方，惟在福佬人懇求下，三山國王神祇乃接受挽留，非客籍的眾信士，眼見福佬所居廟宇頹敗，豈有不管之理？因而踴躍樂捐，改建廟室。〈註一○一〉由於福佬人的堅信，保安宮三山國王不僅未因客籍人士離去，而日益衰頹；反而因福佬眾神祇的引人，廟務更較往昔發展。〈註一○二〉而保安宮的福佬化傾向，無疑應是今沙鹿保安宮愈加發展之一原因。